有不少排污企業達標排放,卻同樣引起所在地污染物總量超標,或者當地人體內重金屬超過健康尺度的現象,本應合用“基于風險”進路的環境尺度卻依照“基于技術”進路來制定,而另一些本應“基于技術”進路來制定的環境尺度最后卻按照“基于風險”的進路來制定,導致尺度過高,不能實行。固然《國家環境保護尺度制修訂工作治理辦法》(2006年)第33條第二款有中有對環境尺度制定過程中信息公然的劃定,但現實糊口中,公家并不常常主動登陸環保部網站,無從知曉正在修訂中的環境尺度,更無法提出有效、公道的意見。而《環境尺度治理辦法》中的劃定,表面上看起來是制定環境尺度原則的劃定,但至多是一種制定進路、方法或思路,無法貫串于整個環境尺度的制定過程。在我國,除了最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尺度》宣布了編制說明外,其他重金屬污染防治環境尺度都未宣布編制說明或有關尺度制定的其他文件。另一些尺度制定雖明確提出要進行“本錢和收益分析”,終極卻陷入了“基于技術”的進路中,使“本錢和收益分析”成為了口號。在《尺度化法》中,第八、九、十一條劃定了尺度制定的原則,但這一原則是針對包括工業尺度、衛生尺度在內的所有尺度制定工作而言的,對環境尺度制定的指導意義并不大。

近幾年來,我國重金屬污染事件多發頻發。從環保部的網站上看,各環境尺度草案的意見征集也都向幾個固定研究機構發出,卻不會向公家宣布全部內容。這其中暴露了我國重金屬污染防治環境尺度制定中存在的諸多題目。從現有立法看,我國環境尺度的制定并沒有一個確定的原則。從環境尺度制定的實踐來看,相關劃定也并未真正貫徹到環境尺度制定的工作中,制定尺度過程中對健康價值的冷視,對環境尺度的隨意放寬等現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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